2018年12月17日 星期一

【聯合報】不肯認賠殺出 卡管變民進黨心魔 (4954)

教育部長葉俊榮認為,解決管案就只是「一步之遙」。 圖/聯合報系資料照片

教育部長葉俊榮認為,解決管案就只是「一步之遙」。 圖/聯合報系資料照片

明知道「卡管」理由牽強,當初為何堅持要「卡管」呢?恐怕民進黨沒人能說得明白。如今,若教育部發聘讓管中閔上任台大校長又會如何?民進黨還是沒人敢說得明白。天下本無事,庸人自擾之,「卡管」能卡到現在,真的佩服民進黨是十足的「庸人」,到了這個時候還要有不怕人家見笑的硬槓本事。

即便柯文哲打開天窗說亮話,要民進黨「認賠殺出」,葉俊榮也說解決管案就只是「一步之遙」。技窮的民進黨還是表現淡定,打死也不肯「認賠殺出」。「一步之遙」說不過是托詞罷了。

民進黨以為掌握完全執政權力就可以為所欲為,吃銅吃鐵吃盡天下一切,全無所忌。民進黨政府藉口改革,打著「轉型正義」旗號,把國民黨清算鬥爭到快要一口氣都不存。只為一黨之私,把整個社會的正義全都翻轉了。民進黨真的以為可以胡作非為,民進黨人從未想過九合一選舉會輸到這般慘,地方執政權輸掉泰半江山。如今柯文哲呼籲民進黨「認賠殺出」,坦白說只是在酸民進黨,知道民進黨已經輸到連「認賠殺出」的勇氣也沒有了。

賴清德堅定表示將離去,內閣總辭勢在必行,葉俊榮的教育部長位子還能坐得穩?「一步之遙」又豈是葉俊榮說了算?「卡管」真是卡到民進黨心中的魔,民進黨若掙脫不了自己心中的魔,那「卡管」就會如烏雲罩頂般,卡到民進黨失去中央執政權。換句話說,「卡管」將導致民進黨政權「認賠殺出」,也才會知道,葉俊榮的「一步之遙」,究竟是有多遙?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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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12月16日 星期日

【關鍵評論】李秉芳:「可能無法完成論文了」博士生受困伊斯蘭佔領區,教授派傭兵救援成功 (4449)

瑞典知名的隆德大學最新一期校刊《LUM》的封面人物是一對化學系師生,標題寫著「從IS手中救出博士生」,原來這名博士生來自伊拉克,2014年時為了營救受困家人,傳簡訊告知教授「恐怕回不去了,無法完成論文」,結果教授看了非常生氣,透過學校雇用傭兵進入伊斯蘭國的佔領區解救學生,後來學生和家人都順利獲救,也拿到博士學位。

《風傳媒》報導,隆德大學表示,策劃這起行動的教授特納(Charlotta Turner)與校方安全主管古斯塔夫遜(Per Gustafson)過去幾年都守口如瓶,但現在他們決定告訴世人這個故事的全貌。特納有一位來自伊拉克的亞茲迪學生祖瑪(Firas Jumaah),他在2014年到隆德大學攻讀化學博士,不過在收到妻子的信回到家鄉後便下落不明。

原來祖瑪收到的是妻子的「求救信」,《中國時報》報導,他趕回老家才發現,情況比他想像中的還嚴重,不僅鄰近的村莊都遭到伊斯蘭國佔領,就連村子裡的男人也全被殺害,婦孺則被奴役,而他為了活命,也被迫帶著家人躲藏在一間廢棄的工廠裡。

《TVBS》報導,當地白天氣溫高達45度,伊斯蘭國包圍整座城市,在缺少飲水與食物情況下,他完全絕望,便傳簡訊跟指導教授特納說,家鄉的情況比想像中還糟,若他在一個禮拜內都沒回來,大概沒辦法完成論文了。希望教授能諒解為什麼他不能如期交出論文的原因。

結果特納教授收到學生的「告別」簡訊後「非常生氣」,他表示,「我完全無法接受,IS正在摧毀我們的世界,讓我的學生身陷危險,還擾亂了我們的研究」。

《中央社》報導,特納聯絡了隆德大學當時的保安負責人古斯塔夫森(Per Gustafson),對方告知學校的安全和運輸合約涵蓋全球。雖然祖瑪返回伊拉克是私人行程,但隆德大學依舊決定伸出援手,經過數天後,古斯塔夫森聯絡了一家傭兵公司,負責規劃和執行祖瑪和家人的救援任務。

《自由時報》報導,幾天後,傭兵公司派出了4名全副武裝傭兵,殺入祖瑪受困的區域,成功救出祖瑪與他的家人,並護送他們到伊拉克北部的艾比爾(Erbil)機場,「我從來沒有如此受到像是VIP般的待遇,當拋下我的其他家人時,我感到相當慚愧,我覺得自己就像個膽小鬼」祖瑪表示。

《風傳媒》報導,由於傭兵只能救出祖瑪一家四口,祖瑪當時必須忍痛放下自己跟太太的其他家人親戚,幸好祖瑪的所有家人後來也幸運脫困,不過他們返回家園時,發現村莊已經徹底遭到破壞,可能需要好幾年才能恢復原貌。

而祖瑪幸運脫身後,也回到瑞典隆德大學繼續學業,目前他已經完成博士論文。他的太太也在隆德大學拿到碩士,一家人都在瑞典定居下來,目前也沒有回到伊拉克的打算,祖瑪也在瑞典第三大城馬爾默(Malmö)的藥廠找到工作,努力償還當時雇用傭兵公司時的花費。

「亞茲迪族」在伊拉克遭嚴重迫害

被教授救出的博士生祖瑪是「亞茲迪人」;《雅虎新聞》報導,亞茲迪族人口約70萬人,大多數住在伊拉克北部的尼尼微省(Nineveh)一帶,是庫德族(Kurds)的一支,但一般庫德族信仰伊斯蘭教遜尼派(Sunni),亞茲迪教徒則崇拜上帝及其創造的「孔雀天使」(Melek Taus),習俗與其他庫德族大不相同,因此被極端伊斯蘭主義的伊斯蘭國視為異端。

2007年起,伊斯蘭國策動一連串恐怖攻擊,2014年伊斯蘭國更占領亞茲迪人生活的辛賈爾山區域,有3萬多個亞茲迪家庭受困,至少500名亞茲迪人死亡,更有數千名亞茲迪婦女淪為性奴。

《關鍵評論網》報導,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之一的穆拉德(Nadia Murad)也是亞茲迪人,她所居住的村莊也在2014年遭伊斯蘭國佔領,他自己則在在伊拉克北部大城摩蘇爾(Mosul)被伊斯蘭國(IS)戰士綁架,和其他數千名亞茲迪婦女都遭囚禁、虐待並淪為性奴。

被綁架3個月後,穆拉德才成功逃離伊斯蘭國的掌控,前往德國避難,後來擔任聯合國人口販賣倖存者尊嚴親善大使,並出本著作揭露自己被暴力虐待的遭遇,致力於推動營救受害的亞茲迪婦女。

新聞來源:

核稿編輯:楊之瑜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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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天下】一個伊朗人的憂慮:「台灣人這麼好,卻不能上天堂,怎麼辦?」 (4093)

圖片來源:shutterstock

八旗出版社所主辦的「我的穆斯林鄰居」系列演講,12月8日來到最終場──「波斯、什葉、神權」,主講者為政大外文中心兼任助理教授顧朋。顧朋是伊朗人,來台已逾20年,當初選擇來台灣留學的動機是出於對台灣人的特殊印象。

顧朋在伊朗曾接待過台灣角力隊,台灣隊光鮮的衣著和良好的態度,讓他覺得他們彷彿是從電影中慢動作走出來的人物,想不到一上場,不到10秒便敗陣了(全場哄堂大笑)。但台灣領隊精湛的針灸技術令他大開眼界,後來決定來台灣唸博士。

剛來台時,顧朋覺得台灣人很好,忍不住苦惱:「台灣人這麼好,卻不是穆斯林,不能上天堂,怎麼辦?」然而在台灣過了20年後,顧朋說:台灣又自由,治安又好,早已是地球上的天堂了。

不同人眼中看見的伊斯蘭

談論伊斯蘭相關主題時,伊朗永遠居於一個特殊的位置。一方面因為伊朗的伊斯蘭教是什葉派,與主流的遜尼派有所歧異。另一方面,現在的伊朗政治是以什葉觀點組織成的政教合一神權制度,這在世界上是獨樹一幟的。

進入正題前,顧朋先談到了他所觀察到的一些現象。他覺得「預設立場」(mind set)是影響一個人接受意見或作出評判的重要因素。比如一位穆斯林,他的「預設立場」可能是:「伊斯蘭是好的宗教,所有穆斯林都是我的兄弟」。所以當他看到穆斯林做壞事時,會出於此種「預設立場」而替他辯護,認為其情有可原。

在這樣的情況下,具有不同「預設立場」的人彷彿不同顏色的紙,同一個伊斯蘭照在不同的紙上,也會反映出不同面貌、不同的伊斯蘭版本。而信徒們討論時往往不是為了瞭解,而是為了打敗和說服對方。

八旗主編王家軒記下顧朋的這段話:「當一群人在一個地方是少數的時候,他們都特別善良友好,口誦『善哉善哉』;一旦他們成為多數,他們的態度就會變了。這無關宗教,所有人都是這樣的。」

什葉版本的伊斯蘭

介紹伊斯蘭時,人們會說伊斯蘭有六大信仰:相信獨一真主阿拉、先知、天使、古蘭經、後世、及前定;而穆斯林有五大功課:唸(清真言)、禮(拜)、齋(戒)、(天)課、朝(覲)。殊不知,這其實是遜尼伊斯蘭的說法。什葉會說伊斯蘭有五大信仰主幹:相信獨一真主阿拉、先知、後世、伊瑪目、及阿拉的公正;至於穆斯林的功課,則有禮拜、齋戒、朝覲、天課、五一稅(Khums)、吉哈德(Jihād)、勸人行善(Amr-Bil-Ma'rūf)、止人作惡(Nahi-Anil-Munkar)、熱愛善人(Tawalla)、及厭惡惡人(Tabarri)等,統稱為信仰的支葉。

若比較什葉的五大信仰主幹與遜尼的六大信仰,會輕易地發現「獨一真主阿拉、先知、後世」這三點是一樣的。什葉派強調只要相信這三點的就都是穆斯林。但第四點伊瑪目的概念則為什葉派所獨有,且在其信仰中佔據極重要位置。

關於第五點阿拉的公正,顧朋說,遜尼基本上也相信阿拉的公正,善有善報,惡有惡報。但兩派之間在這點上的區別,牽涉到穆斯林在神學上對善惡定義的看法。遜尼派認為,行為的好壞是由阿拉來決定的,這件事之所以善,是因為阿拉說它是善的,宗教上說是好的,而非其本質上是好的;延伸出的討論即是阿拉是全能的(因為連善惡都是祂所制定的),既是全能,祂也可能可以在審判時違反其承諾(不給行善者好報),而信徒無論如何要全然服膺。

反觀什葉派,其強調真主的公正就是因為不贊成這種說法。什葉派認為公義是有一個定義的,而且該定義是人類所可以瞭解的,一件事之所以善,是因為其在本質上符合定義上的善與公義,故阿拉做任何事也會根據該定義,所以祂在審判日時不會違反其承諾,會公正地給予行善者善報,懲罰行惡者。

這些關於伊斯蘭神學上的論戰對我而言是相當有趣的。因為它已跳脫出「遜尼v.s.什葉」這類政治性的對立,讓人能更深入去思考信仰本質的問題。其實,這也往往是伊斯蘭史上難有定論的議題,比如上述關於善惡的論述,正是西元8世紀到10世紀間穆爾太齊賴派(Muʿtazila)與阿什阿利派(Ashʿari)之間的論戰。

而其他神學上的辯論還包括:人是否可透過純粹的理性獲致真理、前定v.s.自由意志、古蘭經是與神同存抑或神所創造的等等問題,這些有意思的大哉問,至少在台灣的穆斯林圈很少聽到有人談論。而什葉派在這些議題上所呈現的是一種相對理性的態度。

什葉版本的伊斯蘭政府

作為全世界唯一的什葉伊斯蘭國,伊朗所採行的政教合一制度是其來有據的。顧朋關於這部分的爬梳極有條理。首先,是否要建立一個伊斯蘭政府的考量前提,來自於大家對於「馬赫第」(Mahdi)的期待。

究竟誰是馬赫第呢?

按照什葉派,先知穆罕默德在生前即曾指派阿里(‘Ali)作為其歸真後的穆斯林社群領袖接班人,而接下來的領袖則是由阿里之後的「先知族裔」來接任,稱為「伊瑪目」(Imam)。如此一代傳一代,直到最後一位伊瑪目隱遁為止,總共有12位。相對於遜尼派的哈里發擁有人民認可(但缺乏合法性),這些伊瑪目是神選的領袖,具有宗教上的合法性。

馬赫第正是那隱遁的第12位伊瑪目;他會在世界充滿不義與壓迫之時再次出現,拯救人類;相當於「彌賽亞」的觀念。基本上,什葉穆斯林都希望馬赫第趕快出現,而建立伊斯蘭政府就是促使馬赫第出現的方法之一。因為組織伊斯蘭政府推行伊斯蘭固然是為了讓國家變得更好,但世界上必定會出現其他強權與之對立,因而導致世界上的衝突增多,如此便促使了馬赫第的出現。

於是乎,一個不會阻礙馬赫第再現的伊斯蘭政府的組成邏輯就是:阿拉揀選了先知穆罕默德;先知指派了繼承人伊瑪目來領導社群;但當最後一位伊瑪目隱遁時,領導社會的權力就由具有「Faqih」(最高教法學家)資格的教士來暫時接掌。然而一個國家需要一個人來做最後的定奪,因此在所有Faqih中,會有一位脫穎而出,成為「Vali Faqih」(超級教法學家/最高領袖)。伊朗之前的何梅尼與現在的哈梅內伊就是那位「Vali Faqih」。

「Vali Faqih」的權力有多大?除了能超越法律和憲法,最讓筆者驚訝的莫過於:只要是為了伊斯蘭社會的福利與好處,他還有暫停禮拜、齋戒或朝覲等等基本宗教義務的權力。顧朋說這類事情還真的發生過──1988到1992年,伊朗的「Vali Faqih」就曾一度下令暫停該年的朝覲。

伊朗的外交決策原則,完全無視國家利益?

一個以伊斯蘭為指導原則的政府,其所秉持的外交原則自然也必須合乎所謂的伊斯蘭原則。於是伊朗的外交決策所圖的完全不是國家利益。顧朋共列出了7點伊朗外交決策的原則,但整體看來,影響最大的一個原則就是「溫瑪」(umma)的概念,也就是:穆斯林沒有所謂的民族國家,所有穆斯林領土,都是一個統一領土的一部分。於是當有其他穆斯林「國家」受到非穆斯林國家壓迫時,基於大家同屬一個「溫瑪」的道義,即使違反了國家利益,伊朗也必須干預。這就是為什麼巴勒斯坦議題可以成為伊朗外交決策的核心議題。

有位聽眾針對這部分提出了疑問。倘若伊朗不能置其他穆斯林之生死於外,那為何對於目前新疆維吾爾人的處境沒有作為?顧朋誠實地說:因為伊朗政府目前正疲於應付國際制裁,一方面自顧不暇,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國的支持,所以只能希望未來伊朗自己的狀況好一點後再去關注。

你想知道伊朗的什麼事?

演講結束後,聽眾發問踴躍,問題涉及各個方面。八旗主編王家軒也整理了一些有趣的疑問。

一位中國來的穆斯林問到:「伊朗雖然大力推動伊斯蘭信仰,但伊朗青年在週五(聚禮日)參與禮拜的比率卻是極低的。您怎麼看這件事?」

「膩了,」顧朋解釋:「台灣有一句廣告詞『沒事多喝水,多喝水沒事』。伊朗的版本是『沒事多做禮拜,多做禮拜沒事』。在伊朗,政府教育人民要虔敬的宣傳、廣告鋪天蓋地,無論你走到哪裡,去什麼地方,做什麼事,政府像個老大哥,不斷提醒你要記得去做禮拜。人民會因此更願意做好穆斯林嗎?不會。因為當你不能選擇去做非穆斯林時,你不會知道做一個穆斯林有什麼可貴、有什麼意義。」

顧朋以他與兒子的互動為例:「當我每天都要求我兒子不要把鼻涕抹在衣服上的時候,只要我不在,因為叛逆,因為想要嘗試,他就會想把鼻涕抹在衣服上。『爸爸不在了,真好。』」他自己也是在來到台灣之後,沒有人管他了,有機會不遵守禁忌了,才真正的體會到,他想要做一個虔誠的穆斯林。不是政府強迫,而是他自己的選擇。反而是他在伊朗的朋友不相信。他們會追問顧朋:高粱酒好喝嗎?威士忌好喝嗎?在伊朗他們不能碰這些,因此他們想要知道那究竟是什麼滋味。嚴格的法令、政府的控制想要防止他們偏離穆斯林的正道,卻剝奪了他們認識做一個穆斯林的美好。

但伊朗政府這樣做錯了嗎?顧朋沒有做這樣一個武斷的結論。

「就好像交男女朋友,如果有一天你的另一半跟你說,『給我一年時間,讓我好好想一想我們如何繼續走下去。』即使你相信他是真心的,你會答應他嗎?不會,你不會答應他,因為你會害怕,你害怕失去他。」

另一位聽眾問:在台灣,齋月時看到別人白天進食,會流口水嗎?

顧朋談到他高中時期的兩位老師。一位注重宗教的外在面向──教法;另一位比較傾向神秘主義,提醒他在做任何宗教功課時,都要去深思箇中意涵。而他自己受第二位老師的影響較深。宗教的「肉」本來比宗教的「皮」重要。所以一旦理解齋戒的意義,封齋時看到別人進食時是不會受到影響的。

八旗在伊朗講座之前的場次是關於庫德族。伊朗境內也有庫德人,一位聽眾好奇他們在伊朗的狀況,問:伊朗境內的庫德人會想獨立嗎?

顧朋的回答是:雖然伊朗的狀況未能100%符合伊朗庫德人的要求,但在歷史上,第一個在伊朗建立王國的就是庫德人(米底人/米底王國)。因此,比起生活在伊朗鄰近國家(土耳其、伊拉克、敍利亞)的庫德人,伊朗的庫德人對伊朗這個國家是較有認同的。另外,庫德人在伊朗所面臨的衝擊主要是宗教上的(庫德是遜尼派),這和他們在其他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主要來自於民族區分很不同。倘若庫德人要獨立,伊朗境內的庫德人會是最後一批獨立的。

關於伊朗,關於伊斯蘭,關於中東,永遠都有討論不完的議題。八旗的最後一場演講,在聽眾熱烈的提問下時間一直超時,顯得有點欲罷不能。也許未來八旗可以再繼續把這系列演講辦下去,畢竟穆斯林世界很大,借用顧朋所強調的語彙,每個區塊都有各自按照其「預設立場」來詮釋的伊斯蘭,分享起來應該很有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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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關鍵評論】精選轉載:機車ABS是好東西,只是我們的政府不懂「橫向溝通」 (4921)

文:TREVOR HUANG

鬧到總統親上火線的ABS事件,說穿了只是中華民國政府各部門缺乏橫向溝通,各行其事的縮影。如果這個體系沒有徹底改變,這種事情不會是最後一次發生。

關於ABS是什麼,本文不會處理,有興趣的人可子自己去維基百科找防鎖死煞車系統這個關鍵字,或直接輸入ABS,就可以知道這東西到底是幹啥的。我想聚焦討論的,是政府到底是怎麼把一盤好棋下到爛掉。

ABS是好東西,不裝的原因就是「錢」

ABS對於經常下雨,馬路又有一堆油漆標線的台灣道路環境來說,它所能帶來的安全提升,是非常明顯的。從以下的影片就可以看到,下雨天摩托車輾過道路標線,在沒有ABS的情況下,煞車打滑的情況非常明顯;有ABS之後,摩托車的穩定性大幅提升。

所以,馬英九政府在2015年宣示,要在重型(125cc)以上全面加裝,並非圖利廠商,而是出於安全考量。現在網路上很多說什麼ABS沒用,或是認為自己手動點放也能做到一樣效果的論點,基本上我都當作是嘴砲。先不說台灣有多少人的煞車點放技術可以比電腦更厲害,就算真的有這種新人類存在,作為一個機車騎士,也不該期待每個人都是新人類,特別是在馬路三寶這麼多的今天,就算你的技術再好,也不能保證別人犁田打滑不會掃到你。

但是,相對於現有機車的整車成本,ABS是一個相當昂貴的子系統,而且台灣的機車供應鏈沒有相關技術,基本上得靠德國博世(Bosch)供應。Bosch的ABS是好東西,卻不是人人都買得起,而這也就是ABS之亂的根源——台灣人太窮了,窮到多花台幣一兩萬幫自己添加安全配備都負擔不起。

降低成本最快的方法,就是減貨物稅

由此觀之,ABS的問題基本上是個價格跟安全取捨問題:我們需要ABS,但ABS太貴了,在現有的價格水準下,無法全面普及。那麼,政府在推動這個政策時,應該怎麼做呢?

當然是要想辦法引導價格下降。

以ABS來說,引導價格下降的方法大致有兩種,一種是推動國產化,另一種則是利用財稅補貼的手段,把終端價格壓下來。但我們畢竟不是隔壁的「強國」,不能(也不應該)無視Bosch的智慧財產權,而台灣機車產業的不長進,跟汽車產業相比是五十步笑百步,因此,期待機車廠商自行投入ABS研發,基本上也是不切實際的期待,加上研發是要時間的,一定來不及趕上強制加裝時程。那麼,該怎麼辦呢?

比較快的答案是財稅政策。

根據我們現行的貨物稅規定,摩托車的貨物稅是17%,以一台8萬塊的125摩托車來說,大概有1萬3千塊是貨物稅。如果我們的政府把摩托車加裝ABS視為一個重要的安全政策,是可以考慮用貨物稅抵減的方式來降低加裝ABS所帶來的影響,而且對政府整體來說,這是一個完全划算的買賣。想想看,騎車犁田一次就算只是皮肉傷,看急診對健保造成的負擔也是幾千塊錢,如果摔斷骨頭,要打鋼釘進去,健保就要支付好幾萬了,這還沒算犁田的機車騎士因為不能工作所帶來的經濟損失呢。

至於為何要減低貨物稅,而非從關稅下手呢?沒錯,目前台灣機車所使用的ABS幾乎都是國外進口,所以在引進的時候,海關會針對ABS課徵關稅,但關稅的計算方式是「進口商品的離岸價格」乘上「關稅稅率」,而非「終端產品的離岸價格」乘上「關稅稅率」,除非進口商品本身就是終端產品。ABS很顯然只是機車的一個零部件,而非終端商品。

108年元旦起 新款機車須裝ABS(1)
Photo Credit: 中央社

我查了一下海關稅則,機車的ABS應該是被歸類為機器腳踏車的其他零部件,關稅稅率是10%,如果機車廠商宣稱,增加ABS會導致機車終端售價增加8000元,則ABS這個零部件本身的離岸價格,可能只有5000到6000元,甚至更低。在這個情況下,免除ABS關稅的效果,就是省幾百塊錢而已,推動ABS普及的能力非常有限。而貨物稅是用整車的售價來計算,因為基數大很多,帶來的降價效果才會明顯。

另外,除了基數很小之外,對中間財免徵關稅,受益的是終端產品的製造商,但終端產品的製造商沒有義務如實反映成本到產品售價上。開門做生意,誰不想多賺一點?除非機車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,而且資訊高度透明,機車製造商才會像吃了誠實豆沙包一般老實。但台灣的機車市場並不是這麼回事,詳細情況就不多談了。

但是,今天如果政府宣布調降ABS機車的貨物稅,結果是不一樣的。因為貨物稅是用機車的整車銷售價格去計算,所以一調降,價格可以差到好幾千塊,這種事情媒體會報導,消費大眾也會關心,而資訊透明會讓產品製造商老實一點。這是從貨物稅下手最大的好處,即便廠商故意拉高機車售價,想拿走降稅所創造出來的消費者剩餘,效果也會打折扣,因為應稅的基數也變大了。與其這麼幹,維持原價,多賣幾台,說不定還能賺更多。

解方並不難,只需溝通溝通再溝通

如果是一個橫向溝通良好的政府,要推動這個政策,至少要把財政部、交通部跟衛福部這三個部會召集起來,精算各種成本之後,提出一個稅務減免方案,來降低ABS的導入門檻。事實上,很多國家的電動車推動政策,都是靠減稅補貼來的,中華民國的電動車補貼也有稅務優惠的成分在,那為何機車強制加裝ABS就不可以?

簡單講,這些是專案管理的基本概念,但我們的文官體制並不習慣這樣的做事方式,不僅是各做各的,而且還堅守本位,別的部會別想對我的業務主管範圍插嘴。也難怪這整件事情發展到現在,變得如此荒腔走板。

總統蔡英文(圖)6日於總統府進行「迴廊談話」,並就相關議題向媒體說明。府方幕僚指出,這是首次在總統府的迴廊進行談話,類似美國總統有時會在白宮東廂走廊發表談話的方式,也會簡單回答媒體的問題。
Photo credit: 中央社

今天早上蔡小英迴廊談話後,交通部緊急決定把整個政策推遲到2021年執行,剛好能順勢解開2019年政府總預算已經編定的結,可以在2020年編列總預算時將其納入。話說回來,既然多爭取到兩年,政府最後就不該只是端出財稅補貼方案,因為財稅補貼一定要有退場機制,不然只是養出不長進的業者。所以,在確立退場機制存在之後,接下來經濟部工業局應該要想辦法鼓勵ABS國產化,藉此降低成本。

但考量到我們的技術累積不足,而且Bosch等ABS供應商在這個領域一定有完整的專利佈局,後進者想避免踩到專利地雷,一定得花更長的研發時間,不如我們就由經濟部工業局出面邀集國內機車業者,跟Bosch等ABS原廠談技術授權,在其授權範圍內自行在台生產吧?這不一定能談得成,但總得試過才知道,但據我了解,好像經濟部工業局也沒在推動這件事。

總而言之,一個政策要推動,通常要有很多配套,也需要跨部會協商。特別是在政府的民意支持度低迷的時候,要推新政策一定要更謹慎。

利益揭露:Bosch是筆者平常採訪往來的公司之一,但主要是工業自動化部門,而非汽機車零組件部門。Bosch集團與筆者所任職的媒體沒有廣告或其他經濟利益上的往來。

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登,原文發表於此

責任編輯:丁肇九
核稿編輯:翁世航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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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關鍵評論】朱振:20歲才從會計系學生轉進職業足球,他用一場球賽終結3年內戰 (6606)

傳球足球球星德羅巴(Didier Drogba)上月宣布退休,40歲。如果有人將他的故事拍成電影,不知情者會嘲笑編劇太扯:「最好是一個人能宰制比賽、最好是一個足球員能左右國家命運!」回顧20年足球生涯的高潮迭起,Drogba自己都覺得太過戲劇化:「我懷疑誰寫得出這種劇情?」

出生於象牙海岸,6歲離開父母,隻身跟著在法國當足球員的叔叔到法國。父母希望他在法國受教育,不是「足球教育」。11歲,他開始跟其他小朋友踢球,職司右後衛,球員叔叔很不滿:「你怎麼會踢右後衛?我們家只出前鋒!」後來到新的隊伍,隊上問他踢什麼位置,他便答:「前鋒。」

15歲,父母移居法國與他團聚。父親不喜歡他踢球,他必須用功讀書,以好成績取悅父親交換踢球許可,16歲時曾因成績退步遭父親禁「足」1年,許多父母盼著小孩踢球致富,可他的父親希望他學商,告誡他:「球員不是穩定的職業,你一受傷就一無所有。」

他遲至20歲(1998)才加入法乙勒芒隊(Le Mans),當時,他還在大學讀會計。許多明星球員童年便進入大球會的青訓系統接受正統訓練,他20歲才開始接受每日訓練,密集比賽,身體根本無法負荷,缺乏對抗性、不斷受傷,幾乎要應驗父親的烏鴉嘴,當時的教練形容他打球「軟綿綿」。

他明白要繼續走這條路,結實體魄是必備條件,他短時間內苦練將體魄提升到「魔鬼筋肉人」等級,以前的他一推就倒,後來想推倒他常是蚍蜉撼樹。脫胎換骨後,2003年法甲馬賽(Marseille)看上他,2004年英超切爾西(Chelsea)砸2400萬英鎊要了他,在這裏,他和切爾西一起迎來各自波瀾壯闊的輝煌年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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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hoto Credit: Reuters / 達志影像

他助藍軍拿下英超冠軍4座、足總盃冠軍4座、聯賽盃冠軍3座,和隊史首座歐冠冠軍。藍軍球迷熱愛這頭令防守者頭疼的「魔獸」,每當他以壯碩身軀,朝對手疾駛而去、輾壓而過、奪下制空權,球迷總慶幸他是自己人。

石破天驚的最後一球

藍軍球迷最最慶幸Drogba是自己人的一場比賽,莫過於2012年歐冠決賽。那是Drogba在切爾西的最後一場比賽,賽後他將轉隊上海申花。(之後2014到2015年重回切爾西)

比賽在對手拜仁慕尼黑主場,全場2/3觀眾穿著拜仁紅衣為地主隊加油。比賽僵持80分鐘雙方都掛零,83分鐘,拜仁前鋒Thomas Muller頭球入網,Muller興奮地高舉雙手跑跑跳跳,直到更興奮的隊友將他壓在地上,搖晃他、拍打他、擁抱他,拜仁勝券在握,藍軍球迷摀著嘴,眼眶含淚,準備鎩羽而歸。

比賽第88分鐘,切爾西角球發出,Drogba奔前甩脫防守,奮力一躍,頭槌擺渡,球從刁鑽的邊角位置破網,這幾乎是他披藍軍戰袍的最後一球,送給切爾西的臨別禮物,一顆續命球,讓藍軍挺進延長賽。

誰知延長時間雙方又無進球,比賽進入互射12碼的恐怖PK。雙方各5球,前9球踢完雙方各進3球平手,Drogba操刀第10球,他將球放下、叉腰、看來冷靜極了。裁判響哨,他左腳往後輕蹬,身體往前,右腳跨步用力踱、踏出左腳平衡,起右腳,往左攻,守門員撲錯邊了。

拜仁球員在主場草地或坐或趴,掩面或發呆。切爾西奪下隊史歐冠盃首冠。這,才是他送給切爾西的臨別禮物。當時英超曼聯總教練佛格森(Alex Ferguson)說:「在我看來,切爾西的歐冠冠軍是Drogba贏的。」並說,好險Drogba要去上海踢球了。

Drogba宣布退休,眾球迷津津樂道的還是那響哨前的續命球以及PK的救命球,「你怎麼能在一場比賽救一支球隊2次」;而拜仁則在推特發文:「你曾讓我們心碎,但我們依舊要恭賀你出色的職業生涯。願你未來一切都好,Didier Drogba。」

一場比賽促成一個國家的和平

2012年的歐冠,是他最為球迷牢記的比賽,但他影響最大的比賽,是2005年帶領象牙海岸國家隊,闖進隔年的世界盃。那是象牙海岸史上首次殺進世界盃,這等國家大事,讓當時內戰3年的交戰雙方都驚呆了。

贏球後,象牙海岸媒體進入球員更衣室採訪,Live直播,Drogba拿起麥克風,未經擬稿,開始一場改變國家命運的演說:「象牙海岸的男人女人啊,北部南部中部西部的人們啊,我們今天證明了所有象牙海岸的人可以為了共同的目標,一起比賽,晉級世界盃,我保證這個喜慶的氣氛能將人們團結起來。」

「今天,我們請求你,拜託,我們跪下了。」他跪下,旁邊的隊員全部跪下,勾肩搭背著、直視鏡頭,他說得很慢,並且重複3次:「去原諒、去原諒、去原諒。一個如此豐饒的非洲國家不允許這樣墮入戰爭。拜託放下武器、組織一個選舉,一切都會沒事的。」

接著全隊站起來,露出笑容,恢復了贏球的歡愉,全體開始hip-hop式晃動身體,重複唱著:「我們想玩樂所以你們別開槍、我們想玩樂所以你們別開槍。」

他的一席話,漣漪般擴散、擴散,這場造成至少4000死,百萬人流離失所的內戰,就在那席話,和晃動身體的歌聲中,露出曙光,在全國歡欣鼓舞中,北部的穆斯林反抗軍,南部的基督教政府軍,開始談了,打了3年的內戰,終於停火。

2006年他獲選非洲足球先生,他的慶祝方式,是造訪反政府軍大本營Bouake,在反抗軍高層前,演說他的和平理念。2007年3月,交戰雙方簽訂和平協議,內戰終結,但剛形成的和平仍脆弱易碎。他奔走,讓非洲國家盃將一場比賽移師Bouake進行,當年6月,交戰雙方的官員、民眾、穆斯林、基督徒,齊聚Bouake看象牙海岸與馬達加斯加比賽,象牙海岸5比0大勝,無論政治立場或宗教,民眾衝入球場,與球員一起慶祝、唱跳、高歌、狂喜、流淚。

「我的一生贏過無數比賽,沒有任何一場勝利,比為我的國家贏得和平更重要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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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hoto Credit: Reuters / 達志影像
這世界因他而美好

他在宣告退休時說:「如果人告訴你,你的夢想太大,跟他說謝謝,然後更努力、更聰明地讓夢想成真。」他也說:「我是『努力能擊敗天份』的證明,你有天份?那很好,你好好留著,留著你的天份,我不在乎,因為我會努力直到我超越你,我永遠不放棄。」

職業生涯起步得晚,經過鍛鍊,想必是痛苦的鍛鍊,他短時間內從纖弱體型轉為彪形大漢,在球場上的能力,也不輸從小接受正規訓練的球員。球場外,他的影響力,又比多數的足球員都要巨大。以他為名的基金會,多年來在象牙海岸蓋醫院,與聯合國合作對抗AIDS、伊波拉病毒、對抗貧窮。多數球迷視他為偉大球員,在象牙海岸民眾眼中,他簡直是神一般的存在。

當年踢右後衛的小朋友成了強力前鋒,被禁「足」的青少年成為豪門球隊明星,象牙海岸的孩子,曾加入的球隊遍及法、英、中、土、加、美等國。父親曾說職業球員「一受傷就一無所有」,他克服過嚴重傷勢,強勢重返球場。當年不希望他踢球的父親,如今72歲,知道兒子退休,只說:「太好了兒子,太好了。」

這個世界有足球員Drogba,而非學商的會計師Drogba,真是太好了。

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登。

延伸閱讀:

責任編輯:楊之瑜
核稿編輯:丁肇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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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12月15日 星期六

【關鍵評論】吳馨恩(壞情感):從換尿布開始,為孩子建立「沒有同意,就是性侵」的概念 (3421)

明天我要精神科回診,因為鈕承澤性侵案引發我的替代性創傷,使得我原有的性創傷反應又出現了。我相信很多人,尤其是倖存者與家長,都跟我處於一樣的恐懼之中,而我想為社會做點什麼。

流行的一段話說:「不要嫌性教育早,性侵者不會嫌你的孩子小」,所以我想透過分享自己的親身經驗,呼籲大家從日常生活中,就為孩子建立「積極同意」的概念,也就是說「沒有同意,就是性侵」(Only Yes Means Yes)的意識,避免孩子加害或被害而不自知。

孩子有「讓誰換尿布」的選擇權利

這是一個常見的問題,有時孩子不想給媽媽換尿布,而是想要爸爸換、阿嬤換、阿姨換、姑姑換、姐姐換或老師換,這不代表孩子挑三揀四或予取予求,這代表孩子當下信任某個人,希望由那個人來協助他生活中重要且親密的事情。

尊重孩子選擇讓誰換尿布的權利,正是告訴孩子關於身體界線的同意權,並非面對任何人都要一視同仁,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要跟誰親近或接觸,不是誰都必須來者不拒。

孩子有「現在不想換尿布」的自由權利

這部分或許比較艱難,很多時候大人會覺得孩子大便了,或是尿布已經到了負荷極限,若不馬上換尿布清理會很麻煩,這部分是可以被理解的,但也許我們應該試著理解,孩子當下不想換尿布的想法,或是至少用「溝通」的方式說服孩子換尿布,而非強迫威逼孩子馬上讓我們換尿布。

尊重孩子當下換尿布的意願,正是告訴孩子關於身體親密或隱私的同意權,並非無時無刻、任何場合都必須一致,不是沒有隨著時空與身心狀況變化的彈性。

跟孩子好好討論「掀衣服」的議題

這部分我跟Jovi Wu有討論過,我自己跟我家妹妹的互動時,她會習慣掀自己的衣服。很多兩三歲的孩子都會這樣,特別是穿裙子或洋裝的時候,但只有她要掀我的衣服時,我才會比較積極地阻止她,並且我會「試著多說一點」給她聽。告訴她這是「我的身體」且「我不同意」這麼做,而非只告訴她這樣是「錯的」。

至於她會反過來問我:「那可不可以掀自己的衣服?」時,我則是回應她:「不可以『對著別人』掀衣服,因為有些人不同意這樣,妳可能會嚇到人家、讓對方不舒服。」這樣的回應是為了區分「暴露狂」跟「衣著自主權」的概念差異。

人要在只有自己看得到的地方不穿衣服,或是在一些藝術、抗爭場合以裸露作為理念傳達,又或者是在荒郊野外天體感受自然,這些都沒有什麼問題,但「刻意暴露來性騷擾別人」就完全不一樣,這是對別人身體自主權與同意權的不尊重。

結論

如果我們真心在意孩子的安全,尤其是女孩與性少數孩子的安全,那從孩子還小的時候,就要在這些生活的小地方做起,我相信這樣可以有效地翻轉下一個世代的社會觀念,人們都能學會尊重彼此身體自主權,並且能夠充分理解「積極同意」的核心價值。

本文經吳馨恩授權轉載,原文刊載於此

責任編輯:彭振宣
核稿編輯:翁世航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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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公民議會】吳馨恩:制定「母投法」的想像:母民、母共與母德心 (2104)

在這樣令人窒息的父權社會中,任何追求性別平權的方式都是有其政治意義的,即使方式可以有更多的討論,也請讓我們一同思考如何追求社會的母平正義。

最近關於「公投法」修正的討論很多,其中對於被用來打壓性別平權更是引發高度關注,許多人紛紛主張「(少數/弱勢族群的)人權不該公投」,然而問題可能不只是如此,或許「公投」本身就不是符合性別平等的概念,「公投」與我們常使用的「公民」、「公共」與「公德心」等詞的「公」,這些詞彙跟男性霸權有何關係?或許在父權社會中,我們的語言及觀念早就被男性霸權無孔不入地滲透了,卻鮮少被人所指出。

性別平等觀念逐漸普及。 圖片來源:眾新聞

性別平等觀念逐漸普及。 圖片來源:眾新聞

女性主義詩人亞卓安·芮曲(Adrienne Rich)也曾批判過,我們使用的語言是「男性字源學」,即使許多詞彙表面上中性或平等,實際上卻是延續「(男性)人類」(mankind)的男性本位語意迷思,女性主義哲學家瑪麗·戴莉(Mary Daly)更進一步稱之為「陽具字典」(dick-tionary),應該被女性主義者加以解剖。

台大城鄉所教授畢恆達在其著作«空間就是性別»中,指出男人作為「規範」(norm)、女人只能作為「對照」或「變異」(deviation),舉出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只發「母告」不發「公告」,作為顛覆父權的政治行動例子。

這就像是「歷史」的英文「history」,源自於法文的「histoire」,以及拉丁文與希臘文的「historia」,與「(男性)他的」(his)沒有直接關係,但是女性主義者依舊發展出「herstory」一詞,用來對抗女性在歷史學中被忽視與抹除的問題,並且為女性群體寫下歷史,從一些對中文歷史分析的說法來看,「公」的本意是「均分部落共有的財產(食糧)」,後來引申為「共有的、大眾的」,再引申為「大眾」,再引申為「大眾的事務」,再引申為「治理群眾之人」,再引申為「對高齡男子的尊稱」,最後才引申為「男性、雄性」。這段歷史是否象徵著父權社會發展過程,男性對語言及社會的支配力越來越強,我們又該如何轉變語言與觀念中的男性宰制呢?

一、母民

女性主義學者瑪麗林·弗侖曲(Marilyn French)在其著作《對抗女人的戰爭》(The War Against Women)中揭穿了「公民」一詞的平等假象,被男性學者視作民主政治基石的雅典,社群裡面所謂的「公民」只有男人,女人跟奴隸並不被視作「公民」,甚至女人被對待的方式跟奴隸差不多。

即使是現代的社會,女人也經常不被視作「公民」,成年女人擁有投票權不過是百年內、一些地區的事情,而且通常一開始只包含特權種族、階級的女人,即使是進步時代的進步地區,女人也經常作為實質上的「次等公民」, 像是女人若想成為政治人物,將會面臨排山倒海的性別歧視,尤其是對外貌與「性」的攻擊。

在這樣的脈絡之下,「公民」並不是一個中性的詞彙,女人從來就不是國家社會中完整的「公民」,所謂的「公民投票」也只是以男人的經驗及需求做出決策,女人投票的動機與傾向也經常受到男性宰制影響,男人狡詐地分一點小恩小惠給女人,欺騙女人她們也有平等的權利決定政策了,因此筆者認為「母民」一詞可以戳破這種謊言,建立女性主體的民主政治及權利系統。

二、母共

「公共」更是一個受到女性主義批判的概念,在傳統的公/私領域二分及「男主外,女主內」的觀念下,女性被父權社會安排於負責私領域再生產,並且是分散於各個家庭,無法團結彼此的系統。在男性宰制的現狀下,女性難以插手公領域的事情,也不容易單獨在公領域拋頭露面,否則輕則被投以異樣眼光、閒言閒語,重則遭受強暴甚或謀殺等人身安全問題。

不僅如此,由「公共」的概念延伸的「公車」或「公廁」,是地方自治與中央政策的一部分,也經常對女性是不友善且不安全的,女性在這些場合面對各種社會禁忌、隱私侵犯與安全威脅,像是公車上的性騷擾,或是公廁裡面的偷窺偷拍問題,這些都凸顯出「公共」空間並不屬於女性。

因此,是時候發展「母共」的概念了,打造女性主體的政策制定,以及友善環境與安全空間,這或許一定程度上必須排除男性,但在現今的父權社會是有必要的,而且這樣的觀點也有助於解決順性別與跨性別女人之間的張力,母共政策與空間裡面沒有任何女性可以被遺漏,不同處境的女性可以在主體確立與友善安全的狀態下和解共生,讓社會系統更加照顧保障女性。

三、母德心

根據女性主義心理學家珍·貝克·密勒(Jean Baker Miller)的研究,她在其著作«女性新心理學»(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)指出,女性在父權社會中,因為受到男性宰制的緣故,發展出了所謂的「關懷倫理」(ethics of care),比起男性以律法作為道德標準,女性更傾向於以「關係」作為道德標準,所以在經典的「漢斯偷藥」實驗中,女孩比男孩更願意為了病人違反法律偷藥,傳統男性學者將此結果視作男性的道德優越,而她主張這是一種女性優點。

後來許多生態女性主義者也引用她的理論,因為女性的社會處境,無論是受壓迫的經驗或社會再生產角色,都使得女性更能與這些弱勢群體、生態環境產生共感,所以女性更能夠關心兒童、動物與注重環境永續,是屬於兒童人權、動物權利及環境正義運動中的核心成員。

若是依照「公德心」在字面上的意思,是為她人、環境著想的美德,這似乎更接近父權社會中發展出來的女性特質,應是屬於女性優點的一種,且更多女性擁有這樣的人格特質,因此筆者認為稱作「公德心」並不符合現實,應該稱作「母德心」來強調表揚女性榮美,更象徵女性更有能力以民主實現正義。

結語

若大膽主張把「公投法」改成「母投法」,有時候必須僅限由女人,包含順性別與跨性別女人投票,可能有些人會覺得這樣的主張矯枉過正,或是單純流於形式且缺乏實質意義,但在這樣令人窒息的父權社會中,任何追求性別平權的方式都是有其政治意義的,即使方式可以有更多的討論,也請讓我們一同思考如何追求社會的母平正義。

作者 / 吳馨恩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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